1914年秋，我考入新河县立高级小学堂，历史教员衡水阎选明、地理教员安平张景明为我讲授历史说：祖国得天独厚，地大物博，先民勤劳而智慧，地利虽然未辟，但实为振兴祖国的有利条件，从而培育了我热爱祖国之情。北京大学是号称蔡元培先生三千弟子的最高学府，也是革命大本营。1922年，正值“五四”运动之后，我考入北大，深深感到欣幸与快慰，对于一切新鲜事物，无不感到稀奇和兴趣。参加江绍原的风俗调查会，顾颉刚、常惠、周作人的歌谣研究会，林玉堂（即语堂）的方言方音研究会，体育部白雄远的射击会，孙国璋（字芾仲）的世界语国际共用语的研究会及其寰球会（TheInstituteofEsperanto及U．E．A）（蔡校长曾主张以此为世界的国际公用辅语）。并与北大图书馆长、敦煌专家王重民教授倡导博物馆、图书馆、档案馆“三馆”之学。因偌大的中国尚无博物馆专书，我乃兴此念，撰成《博物馆学概论》，于195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。1994年9月25日在我九十岁初度之际，中国历史博物馆更出版了拙作《文博蕞残》。其中有文物考古关于博物馆及资料者29篇，关于文献资料者3篇，游记篇也有考古资料；关于博物馆、图书馆、档案馆“三馆”之学者，专涉博物馆者16篇，有博物机构、历史、人物和建筑、文物收集、陈列、教育宣传、参观记等文章。
1929年夏，我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史学系之后，即受聘为研究所国学门马衡先生的助教，供职于考古研究室。这个室是具体而微的博物馆，是北大考古教学和研究机关。此时，已藏有古物金属类二千余件；石类205件；甲骨655件；玉类76件；砖类69件；瓦类111件；明器陶器345件；封泥177件（北大25周年校庆时举行展览会，失去2件）；壁画57方。其中有商代彝器、车马饰、汉石经、黄肠石、封泥、画像石、汉魏带字瓦片、汉唐明器、汉至明代铜镜、石赵刻石、六朝至宋代墓志、希伯来古文字刻石、北魏至唐造像经幢、历代钱币，还有新石器时代古物。搜集的拓片，初不过五百余件（有铜器全形及铭文者九百余种，石刻四百余种）。至1925年收购了缪荃孙《艺风堂金石文字目》中的拓片一千八百余种，陆续收有千余种，续收千二百多种。1937年常惠主持北平拓本，也订购了全份（陈垣先生为安徽盱眙县修志局借去盱眙唐代《进士碑》，我任助教时尚未还来）。
我在北大时即在马衡先生指导下学习文物登记、编目、鉴定、入档等工作。1934年，胡适解聘旧教职员，乃调到先生为院长的故宫博物馆，管理库房。1935年又奉派赴英伦参加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，与庄尚严游历了欧洲博物馆、档案馆、图书馆。1939年更奉派赴莫斯科举办中国文物展览。这些活动极大地丰富了我在“三馆”学方面的知识，皆系马院长的提携，感恩戴德，至今难忘！我在这方面的心得已略见《傅振伦文录类选》（1994年北京学苑出版社版）。
1924年，清逊帝溥仪仍盘踞故宫时酝酿复辟，且常盗卖宫中图书、古物，社会上久有烦言。第二次直奉战争时，直系将领冯玉祥挥戈返京，囚禁贿选总统曹锟，成立临时政府。李石曾与临时执政府摄政内阁总理黄郛，于11月4日密议逼逊帝出宫。次日迁溥仪于中老胡同醇王府，查封宫殿。20日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，推李石曾为委员长。23日组织专家点查宫中文物。1929年10月10日民国国庆，成立故宫博物院，以李氏为院长，公开开放。当时设古物、图书、掌故（后改文献）三馆。按“三馆”之学（古物、档案、图书），英伦不列颠博物馆（买办阶级大英博物馆TheBritishMuseum）含古物、图书、King’sLibrary、文书写本。博物馆有了“三馆”方面的资料，方称完备（北京图书馆也有“居延简”）。
另外，我建议成立“佚品博物馆”，征集国外所藏中国文物模型及书画摹品、照片。并设立户外史迹博物馆，扩建中国体育博物馆、民俗博物馆，筹建地志博物馆。目前虽未及进行，日后恐终将实现！
又，我尝以为：博物馆有长期的陈列，有配合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发展与形势的临时展览。外国所有的博物馆应有尽有，无有者可逐渐筹备，从无到有，由小到大。惟我赞成化私为公，将私藏文物捐献博物馆，因私人者似难持久也！不知专家以为然否？
一九九七年十月，蒲泽九十叟草于元大都安定门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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